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先秦、秦汉时期、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与现代五个阶段。,1．先秦、秦汉时期─―孕育、奠基阶段,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儒、道、阴阳、墨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学术流派相继诞生，元气论自然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在战国末年也已显露雏型或几臻成熟；天文、历算、气象、物候、生物、心理、逻辑等自然科学知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为古代医家总结医学经验，建构医学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方法工具。同时，从殷商始，医师专业分化，医疗经验迅速增多，又为理论的总结准备了充分的素材和资料。一些理论雏型，如病因学的“六气说,秦、汉大一统社会文化格局的形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创作于战国、秦、汉之际，大约汇编成书于西汉中后期的《黄帝内经》，总结了西汉及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临床经验，并吸收了当时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物候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成就，系统地阐述了人的生理病理及疾病诊断、防治等问题，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除系统阐述医学问题外，还涉及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知识。就医学内容而言，包括人体解剖、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体质、病因病机、诊法、辨证、养生、治则、运气、医学心理、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针灸学，以及临床各科的部分内容，因此，成为中医理论发展及中医学科分化的母体。直至现代，《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知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故一直被奉为中医学之圭臬。,”等已相继出现。因此，先秦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孕育期。,东汉时期托名为秦越人所撰的《难经》，是一部以问难方式探讨医学理论的专著，许多问题或答案源自《内经》，可视为《内经》之辅翼。《难经》的内容也较丰富，涉及生理、病理、诊断、病证和治疗等多个方面，尤其对脉学有较详悉而精当的论述和创见，对经络学说以及藏象学说中命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是继《内经》之后的又一部中医经典著作。,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前人的医学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写成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着重探讨外感疾病的诊治问题，它归纳了外感疾病发生、发展的大致规律，分析了疾病不同阶段的变化特点及诊疗要点，提出了外感疾病的六经辨证纲领，并载方 113首。《金匮要略》着重探讨内伤杂病的诊治问题，书中以病分篇，论述了40多种疾病的因、机、证、治，贯穿着内伤杂病的脏腑辨证方法，并收载方剂 262首。所以说，张仲景确立了中医诊治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等运用原则，从而使中医理论与临床融贯成一体，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秦汉时期出现的上述医著，从不同方面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中医学的学术范式，确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基本路径。,2．晋、隋、唐时期――继承、提高阶段,晋、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分支学科在分化中日趋成熟、临床各科大发展及中外医学交流广泛等特点，在对病证及其原因和机理的认识、诊断技术、医方创制、新药发展及临床各科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就中医理论的发展而言，一方面是通过对古医籍的整理与注释，继承与发展中医理论，如齐梁间人（一说隋人）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唐初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 ・王冰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以及王叔和、孙思邈对《伤寒论》的整理与研究，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七卷，首载《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七篇有关五运六气的篇章，不仅首倡五运六气学说，而且对中医病因病机、辨证、治则治法等理论都有精辟阐述，其对中医理论的贡献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医学理论的创新与提高，如隋代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探讨病因病机理论和临床证候学的专著，对疾病的病候、病机进行了新的探讨，对中医病理学说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唐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是综合了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医著，在脏腑辨证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此外，养生学发展至隋唐，已基本形成了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以养精、调气、蓄神为中心的一系列防老益寿的经验和理论。,3．宋、金、元时期――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宋、金、元时期的医家们在前代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历和临证体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医理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中医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 ”。他在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三因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病因分类说，使中医病因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宋・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丰富了脏腑辨证论治的内容。,刘完素在系统研究《内经》运气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主火论”为特点的学术思想，倡“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之说，认为百病多因于火，治疗疾病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后世温病学说的产生开创了先河。,金元时期，中医学术界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理论的争鸣大大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完素（河间）、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和朱震亨（丹溪），后世合称为“金元四大家 ”。,张子和精研仲景《伤寒论》汗、吐、下三法，认为凡病皆因邪而生，“邪去则正安 ”，故治疗疾病多以汗、吐、下三法攻逐邪实为主，反对滥用补药，后世称之为“攻邪派” (“攻下派” )。